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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军:追光逐影的时代

2019-4-30 11:50| 发布者: 静享| 查看: 75| 评论: 0|原作者: 四川文化网|来自: 四川文化网

摘要: 王达军,时任成都军区后勤政治部摄影干事,《解放军画报》特约记者,37岁;拍摄器材:1台玛米亚RB67,两台尼康F3。1我1970年底参军来到汽车部队,1972年开始自学摄影。由于部队常年在青藏高原执行运输任务,因此我有 ...

王达军,时任成都军区后勤政治部摄影干事,《解放军画报》特约记者,37岁;

拍摄器材:1台玛米亚RB67,两台尼康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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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0年底参军来到汽车部队,1972年开始自学摄影。由于部队常年在青藏高原执行运输任务,因此我有机会拍摄了大量的部队官兵工作和生活的图片。1988年,我在成都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担任文化摄影干事,成都军区与解放军画报社所属的长城出版社编辑出版了1本《西部奇路》大型画册。那时候画册很少,出本画册不得了。我担任画册的特约编辑,图片大多是我拍摄的,内容主要反映川藏公路上汽车部队、医院、兵站官兵的工作、生活。川藏公路被称为西部奇路,全长2000多公里,从上世纪50年代初修这条路的时候就充满了困难与危险,每一公里就有一个烈士的英魂,几千公里几乎全是沙石土路,很多路段非常危险。那时候没有火车,我们汽车部队要保障东线(昌都军分区)进藏的全部物资,这里面可报道的故事非常多。这条路虽然艰苦,但自然风光非常美,沿途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所以《西部奇路》画册除了反映部队的图片,也有沿途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民情。通过编这个画册,我对西部风光有了新的认识。

画册出来以后,《解放军画报》的编辑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决定在画报上作《西部奇路》连载。当时能上《解放军画报》是很难的事情。1989年,解放军画报派袁学军来到成都,那时他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摄影记者了。我和他半年中一块跑了3次川藏线,在画报上连载了6期。这次采访让我们发现这种带任务的拍摄实在是太好了,到哪里吃住行和拍摄都很方便,因为上面有总政,有《解放军画报》。我和学军就想,今年做完了,明年能不能再做一次,再做一个大的活动?这次主要是川藏线,也采访了一些西藏边防部队。我们计划搞一个更大的项目,采访西部所有省区的边防部队,初约估计了一下,最少也得跑五万公里左右。于是,我们便将这个活动定名为“西部五万里边关采访”。

计划有了,西部五万里,走遍整个西部9省区,谁来开车?我们不想找纯粹的驾驶员,因为以往我们在外面总是拍拍拍,看到好的随时就停车,经常拍到傍晚太阳下去了才又开始赶路,如果纯驾驶员,他不喜欢这个就会觉得很累很没意思。于是我俩商量,能不能找一个他本身喜欢摄影,同时车又开得非常好的人。我马上就推荐了王建军。我和建军同在一个部队,从一入伍,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在一起了。我知道他非常喜欢摄影,而且车开得实在是太好了,既能开又能修车。很快学军和建军就见了面,我们开始具体策划这件事,往上打报告,三个人组成采访小组,报道西部边防,总政出文件给《解放军画报》和成都军区、兰州军区。

大理,云南,王达军摄

采访车是通过王建军的关系找的成都军区后勤部的一个汽车修理厂,他们当时生产山鹿牌越野车,就是北京212改装的,装了轿子的壳儿,密封性就好多了。车还是不错的,性能比较稳定。找他们赞助,《解放军画报》打广告,车给我们用,车身上喷上了“西部五万里边关采访车”。袁学军的一个朋友有个羽绒服厂,他们赞助了羽绒服、睡袋,和一些户外装备。再就是带一些压缩干粮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修车的基本工具和易损的汽车配件等。我们每人还买了1支麻醉手枪防身。摄影器材方面,我是两台135的尼康F3,1台120的玛米亚RB67,那时专业单位用得最多的就是这个,现在看这两款相机素质依然不错。当时我的摄影条件稍好一些。我所在的军区后勤部是管钱管物资的,我的领导,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处长对我特别关照,我每年都有两三万块钱的摄影专项经费。整个五万里期间我拍了近300个彩色反转片,主要是120的,彩色负片和黑白片就拍得更多了。学军在画报社也可以领一些彩色反转片,但不可能领太多,不过彩色负片和黑白片他随便拍。建军就相对少一些,他那时候不是专职的,可他非常好胜,路上就说:老子一定要在摄影上超过你们两个。

1990年4月4日,我们从成都出发,踏上了西部五万里边关采访的征程。途中多数时间是建军开车,我坐在前面,经;崮米诺赝佳÷,很多地方过去都没走过。我们边走边拍,行车过程就是拍片子的过程。到基层对部队专题采访,这方面学军拍的片子是很到位的。采访途中除了对边防部队的采访拍摄外,我们还拍了很多风光图片。

1990年4月到11月,我们前后走了4次,分段采访了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省区的边防部队,历时7个多月,最后实际行程应该超过5万公里。

王建军和王达军在摄影中,德姆拉山冰川地带,西藏,袁学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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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部队搞摄影,除了完成部队交给的采访任务外,最喜欢的就是拍风光。为这个事儿,在五万里的路上,我还跟袁学军因意见不同而有过争论。学军在车上说:“达军,风光意思不大啊,还是要拍社会,要拍人! 他1990年以前就多次获得过国内外的摄影大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了。他认为风光片获奖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拍反映社会生活的纪实类的片子。当时学军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是获奖。走到哪里,4×5的,120的,135的,反转黑白彩色,一个个都要拍下来。那时候在所有大的摄影展览和比赛中,风光获大奖的,比如全国影展金牌之类的从来没有?晌宜滴揖褪前姆绻,人各有志,我想我也不一定非要大奖,有小奖也不错。我喜欢风光,这是最能够表现我内心感受的方式。每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拍,而且,当时我认为拍人我拍不过他,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那时候我们三人当中,我觉得我风光要稍强一些,没想到会获什么大奖,1988年15届全国影展获的那个艺术风格奖我就觉得很好了。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影展,就上了8张片子,这在我们下边看来还是很不简单的。全国影展当时在下面一般摄影人眼里还是高不可攀的。那次获奖对我拍风光是一个肯定。当时我们在路上还自嘲,学军说他是“人物大王”,我说我是“风光大王”,这都是玩笑,自封的。

露宿塔克拉玛干沙漠,宁夏,王建军摄

上世纪80年代,陆续有一些国外的摄影信息进来,像亚当斯、韦斯顿等人的作品,看了一些,有些连名字也没记住,有印象,但资料不是太多。国内何士尧、茹遂初、陈长芬他们的作品也看过一些。对我有影响的还有美籍华人摄影家李元,1989年认识的;褂腥钜逯,经常写一些文章,介绍国外摄影。我还陆续购买了一些摄影的工具书。特别要提到的是《大众摄影》和《中国摄影》。那时两本杂志里边的每篇稿子我至少看三遍以上。说它们是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一点都不过分。当获得《大众摄影》一个银牌奖的时候,我兴奋了好几天。大众摄影杂志社还把我们专程请到北京领奖,那是1989年。杂志社这样的做法,给摄影人充分的荣誉,在当时确实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正因为这些事,更让我对风光痴迷。

对风光,我就是喜欢,当时的拍摄没有什么约束,没有什么框框。传统的风光摄影讲究意境,构图上前景、中景、远景啊,非?季,就是小桥人家、青山秀水、云飞霞蔚那种格调。但因为我没有更多的这种训练,就是按自己的直觉拍,拍能触动自己心灵的东西,而且西部风光本身带给我们的感觉是那么强烈。我最想表现的是西部风光的神秘、奇特、博大与空灵。

同时期拍摄西部风光的人不多,新疆的赵承安,虽然没有获什么大奖,但他对新疆风光的记录与展示做得非常好,出了不少画册;褂杏谠铺、李学亮,再有我们“三军”。我们算中国西部风光摄影最早的一批探索与实践者。

1990年“三军”在第16届全国影展开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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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五万里一路上也有一些历险吧,我是记不住故事的人,就记得最险的路应该是从喀什到阿里札达县。晚上在阿里无人区走河道,我们觉得应该上公路,但始终上不去,最后车都立起来了,角度大概有60度了吧,险些翻了。要翻车就完了,真没办法了。不行又退下来,再走河道,走了很久才上了公路。半夜两三点了,我们心里发怵。我说,我们要是看见印度国旗就赶快往回开!开了一夜终于开到了札达县城,住札达县武装部。我实在是太累了,车都没下,在车上睡了一夜。

走在路上,遇到绝色美景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赶路时又觉得自己是最孤独的人。有人开玩笑说你们一路上就三个小伙子在一起,又没个女孩,这一路上一定要犯点错误才行哦。错误是没犯,太累,大量时间是行车中。沿途住兵站,有时住车上,有时赶路就连夜开车。到兵站也没机会给家里打电话,给家人爱人也就是写写信。但我爱人很厉害,她总能通过各种途径给我把电话打过来,能“追踪”我走到哪了。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她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家人对我非常理解,我们第一次出发的时候我爱人刚受了伤,但我们已定好行程,就走了。那时候年轻,在部队就是这样,家庭观念很弱,觉得就应该如此。她生小孩,我也不在,有任务。现在想起来还有歉意。当时部队教育非常正统,就是以部队为重,家庭为辅,有点追求高大全的意思。我们这样的人,从小就受正面教育,脑子里充满那种积极向上的东西,现在还经;钤诰袷澜缰。

西部五万里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摄影艺术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经历,真正成就了我们后来在摄影上的高度。特别对王建军来说,简直就是开了一条新路,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部队团政委、上校军衔了,算大官了。去了这次后,他官不要了,因为太喜欢摄影。这也是冒了太大的风险,但他后来在摄影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点我非常佩服他。

1990年4月,王达军在五万里采访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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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括1990年西部五万里行,直到我1993年转业,是我风光摄影的第一阶段:追光逐影,也是成就我风光摄影的重要时间段。那个时候特别讲求光影效果,当时这种追求光影的片子,有人说就是“黑乎乎”的那种。

1990年,我在16届全国影展获奖的《西部奇路》,就是“黑乎乎”的。蜿蜒的山路上,白色烟尘中,运输车队隐约可见,那是我早就在脑海中印象特别深的画面。我因为经常跑高原,跑川藏线,对路有观察,高原上的路很烂,特别是冬天,很干燥,车一跑,全是灰。车队前走后跟,后面的全是灰,能见度很低。一天下来,战士们浑身上下就露两眼睛。这个情景印象太深了,我觉得一定要拍张表现路的这样的照片。那是1988年的元月份,当时每到春节之前,团里都有两个汽车连专门去高原送过年物资。我跟着车队来到川藏线竹卡兵站附近,途中车队休息的时候,我跟带车队的连长说好了要拍这么个片子,希望车队走得整齐些。车队又开拔,翻越觉巴山30多公里的盘山道。我先来到一个路边的制高点等车队。阳光之下,盘山道上尘烟滚滚,我待山路几个弯道上都有了汽车时,拍下了这幅图片。风光摄影什么叫经典,有人说,过目不忘、不可重复的就是经典。这幅《西部奇路》应该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是我长期观察有了体会后拍下的典型瞬间。

“三军”在云南土林

还有一次是在青海湖鸟岛,那是1986年夏天。那时候拍鸟岛,要不就拍那个岛,要不就拍那里的油菜花,青海湖特别精彩的片子我认为还没有。我当时想一定要拍一张与众不同的片子。那天我们在湖边时,暴风雨即将来临,乌云满天,突然有阳光从乌云的缝里照下来,一束束光照下有许多鸟儿在飞。!我心里太激动了,便不失时机拍了一幅《霞光》,画面上就一只鸟从亮光处飞过,恰到好处。这张照片看起来也是“黑乎乎”的,但那种神秘感表现出来了。这张片子也是以后在全国影展获金牌的《大地系列》组照里面的一张,现在看也是完全没法重复的。

有人说拍风光是事先思考好的,这又有点蒙人,真正的拍摄即兴的特别多。当然里面一定有平时的积累,多看,多想,但具体抓的一瞬间一定是即兴的。一路上天气、光线和景致让你的心跟着起伏跳动,看到好的真是兴奋,自然而然就激动。已经过去30年了,我现在拍片子,依然还有那样的激动。人啊,运气也很重要,你一定要相信天意。比如1987年元月,我和建军一块去海螺沟。在我们之前去的那拨人已经等了15天,天天阴天。我们元月4日去的,到了就晴,最好的光影,去了就拍了。当然,这也和观察与准备分不开。去一个地方前,要研究天气可能会怎样,何时走,怎么走,近几天会有什么变化,最后是运气,你能遇到什么很难说。

“追光逐影”时期我摄影成绩非常好,因为那时西部确实没有多少摄影人去过,没有那个条件。而这方面我们有优势。1993年前,仅西藏,我就跑了42趟,在当时搞摄影的同行中算是最多的了。1988年第15届全国影展,我的《喜马拉雅之光》组照获艺术风格奖;1990年16届全国影展,我的《大地系列》组照获金牌奖。风光摄影作品在全国影展中获金牌奖,新中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据说当时在评选时就有评委提出,风光作品是不是反映主旋律?最后大家形成一致意见,认为表现祖国大好河山也是主旋律。1992年,我又凭借系列西部风光作品获得金像奖。同时,为纪念中日邦交正;20周年,中日两国联合举办了“中日摄影名家20人联展”,中日双方各有10位摄影家参展,大多是摄影界的名家大腕。中方有吴印咸、高帆、陈复礼、简庆福、钱万里、翁庭华、王苗等,我在其中算是最年轻最不知名的。正是西部五万里之后,大家渐渐知道了我的西部风光。

1992年10月,王达军、王建军获金像奖受到四川摄影界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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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五万里行回来后我们没有出画册,因为没有经济能力做这个。除《解放军画报》连载外,还在王苗担任总编的香港《中国旅游画报》做过连载,在国内就完全没做其他宣传了。

1993年年底以后,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完成了从摄影师到编辑的转变。这段经历对我的启发和帮助也非常大。到《中国西南》画刊当副总编,到四川画报社当副社长,总编,社长,条件也不错,都是最好的摄影器材,但观念和思路变化了。做杂志要求方方面面,只拍风光片不行,需要拍更多社会、经济、人文的东西。我对藏羌风情、巴蜀地区的民俗比较关注,也花很大精力去拍相关专题。也许是骨子里的风光摄影情怀,我依然利用一些时间拍风光。由于工作原因,我不能像过去那样跑西部了,于是便立足四川,专门拍摄四川5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都江堰青城山和大熊猫栖息地。因为这些我能够把握,比如时间上,我可以周五下午去,周日半夜回家。周一上午9点画报社开会,我都能准时出现在会议室。这些地方尽管大家都去拍,但我一定要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与时俱进的影像观念,把它拍到极致,让人完全无法超越。因为这些地方你可以去一次两次三次,但像我这样用数十年的时间去拍你可能达不到。我拥有大量的片子,反映每个地方的各种景致、四季变化等等,而且技术层面对片子的素质非?季,大部分是4×5的反转片。这个阶段我追求的是高素质的影像。

后来我拍的片子,技术与素质上没得说,光影也一定是非常到位的,但公众视觉的东西多了一些,因为去拍的目的不同,拍九寨黄龙那些世界级自然遗产,是要在社会公众中普遍推广的,就是要把那些地方的美展示给大家,如果你按自己的个性拍得黑乎乎的谁看得明白啊。既然是传播就要顾及公众视觉。我出了近20本画册,大多是文化专题的,表现自己纯艺术的画册一本都没出过。我的《四川藏地寺庙》画册在欧洲好几个书店都有售。摄影不仅仅是艺术,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播载体。不过现在看,要是能把艺术个性和公众视觉结合得再好一些,传播效果可能会更好。

最近几年,我对黑白影像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我一直非常重视暗房,暗房功夫比较扎实, 80年代初还给人讲过暗房课。我过去获奖的片子,都是有后期制作的,不是PS,那时还没有电脑,但里面有调整,比如调光啊,深浅的变化啊,影调与色彩的变化啊,等等,充分体现我自己要表达的一些东西。这几年我比较关注黑白影像,我发现黑白更有意思。我风光摄影30余年,主要就是这三个阶段。从追光逐影到对图片素质高品质的追求又到对黑白的探索,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我。

王达军摄影作品欣赏

1989年1月 西藏芒康县觉巴山 王达军摄

1990年4月 云南省澜沧县 王达军摄

1990年6月 青海省青海湖 王达军摄

1989年11月 西藏拉孜县 王达军摄

1989年8月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 王达军摄

1989年5月 西藏芒康县 王达军摄

1989年10月 西藏拉孜县 王达军摄

1990年8月 青海省青海湖鸟岛 王达军摄

1987年9月 西藏类乌齐县 王达军摄

1989年5月 西藏当雄县纳木错 王达军

1990年11月 西藏工布江达县 王达军摄

1990年9月 西藏阿里狮泉河 王达军摄

1990 年8月 宁夏省沙包头 王达军摄

1990年9月 西藏阿里札达县 王达军摄

1991年5月 西藏定日珠穆朗玛峰 王达军摄

1991年5月 西藏拉萨市布达拉宫 王达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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